原標題：徽州譜牒知幾多
作者：劉伯山、張平平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蒲月初旬日丙戌
耶穌2018年6月23日
古韻徽州光亮圖片/視覺中國
古徽州社會是由華夏世家富家移平易近而構成的具有漢唐遺風的宗族社會，各宗族聚族而居，堅持血統，強化宗誼，建祠瑜伽場地堂，而修族譜最為徽州宗族重視。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修《詹氏統宗世譜》前序就寫道：“族譜不作，人倫之道不明家教，尊卑掉序，禮樂攸，揆之風化，非小掉也。”作為徽州的全郡要修如《新安名族志》等的郡譜，作為各縣要修如《休寧名族志》等的縣譜，作為各個宗族要修整個宗族的統宗譜，作為宗族的各宗各族要修宗譜和族譜，作為各房、各門、各家要編修或抄立支譜和家乘等，由此產生了許許1對1教學多多的家譜。
一
歷史上徽州各個宗族究竟產生了幾多譜牒，我們明天不得而知，甚至無法預算，現在所能討論的只是至今還存世的譜牒數量。今朝加入我的最愛徽州譜牒最多的單位是上海圖書館，據王鶴鳴師長教師在《上海圖書館館躲徽州家譜簡介》中介紹：“上海圖書館加入我的最愛的徽州家譜，包含徽州（新安）地區和休寧、祁門、績溪、黟縣、歙縣、婺源六縣，共計加入我的最愛1949年前的家譜467種，此中統譜、總譜35種，家譜、族譜、宗譜422種，祭奠譜10種。”“共有56個姓氏。”2008年，上海古籍出書社出書了皇皇10年夜本《中國家譜總目》，其《媒介》說要“將全世界公躲和私躲的中國家譜，編纂成一部帶有內容撮要的聯合目錄”，成為“迄今為止加入我的最愛中國家譜最多的專題性目錄”。這此中屬于徽州的家譜就占了較年夜的比重，據統計數量達到1568部。但據筆者的調查與清楚，此數量共享會議室遠不是今朝還存世的徽州譜牒的真實數量，僅1949年之前編修的徽州譜牒，《中國家譜總目》中未收錄的至多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一些公躲機構躲的徽州譜牒。如黃山學院圖書館所躲徽州家譜共計185部，此中有133部為《中國家譜總目》所未收錄；黃山市檔案館躲有徽州外鄉的70個姓氏譜牒檔案300多套1982冊；安徽私密空間年夜學徽學研討中間“伯山書屋”躲有筆者在2001年5月19日捐獻的徽州譜牒40多部；安徽省的其他許多市縣級圖書館和檔案館也都躲有數量不等的徽州譜牒，等等。這些譜牒的數量，據筆者的估測，當在800部擺佈。
其二，諸多平易近間私人躲的徽州譜牒。它們的數量很年夜，如筆者躲有百余部譜牒，均為2000年10月份以來自徽州平易近間獲得。其他一些個人加入我的最愛的譜牒，據筆者的調查與清楚，黃山學院一位教師躲有幾十部；休寧縣一位機關干部躲有20多部；黃山市一位退休干部躲有十幾部。至于躲有徽州譜牒數量為3部至10部不等的人，僅黃山市就有近20人。這些人年夜多為徽學研討者或愛好者，其躲有的徽州譜牒數量，據筆者的估測，當在400部擺佈。
其三，徽州廣年夜的鄉村平易近間躲有的譜牒。筆者近20多年來至多調研了300多個徽州的天然村。在調研時，筆者總能發現一些農戶的家里還保留有本身家族的譜牒，有成部、成套的印制本，有單冊的手寫本，清明祭奠簿更多，有的一個村可以發現好幾部。如祁門縣古溪鄉的黃龍口村就收藏有明代至平易近國的汪氏宗譜四部共63冊；祁門縣歷口鎮葉村一個村平易近家躲有平易近國己巳年重建《沙堤葉氏宗譜》12冊和平易近國甲戌年葉滌煩抄《要錄》等。這些發現直接反應的是徽州人尊祖敬宗觀念在當下的延續與傳承。徽州所屬六縣至今至多還有七八千個天然村，按每個村保存有一部譜牒計，數量達七八千部；取其二分之一，也有三四千部，由之可見散存于徽州鄉村的譜牒數量之年夜。
其四，一些僑居外埠的徽州人手上躲有的家譜。它們的數量雖難以統計，但據筆者的估測，也不會少。這些人有的已僑居外埠三四代，有的甚至達到十幾代，但皆對本身的本籍地徽州記憶猶新并堅持認同，保存譜牒和盡力地在徽州平易近間獲得本身宗族的譜牒是為了不忘最基礎。2001年12月，筆者在休寧縣流口村作郊野調查時，曾在一個名叫李阿金白叟的家里看到兩部李氏家譜，分別是平易近國二十一年修《雙溪李氏族譜》高低冊、清同治年間手抄李氏《支譜》1冊；2018年1月，筆者再次來到李阿金家里時，白叟已經過世，他的兒子招待了我們，問及當年看到的譜，原告知原件早已給家在江蘇宜興的一位李姓本家買往了，現在只留有復印本。
“發現”是個主體性很強的相對概念，它應具有被積極的主體尋得、確認價值、社會認劃一幾個方面的屬性請求，由之“發現”是要區分出“已發現”“正在發現”和“尚待發現”三種類型。發現的條件是被發現東西的存在，而但凡真實存在的東西總能被發現。《中國家譜總目》里收錄和已作為公躲機構公躲的徽州譜牒當屬已發現的徽州譜牒；作為徽學研討者與愛好者私人躲的徽州譜牒為可發現的徽州譜牒；還散存于平易近間由譜牒的擁有主人保留的本身家族的譜牒屬于尚待發現的徽州譜牒。它們皆為存世的徽州譜牒共享會議室，估測其數量家教，將超過5000部。
二
譜牒是記載宗族成員世系及事跡的檔案。存世的徽州譜牒不僅數量年夜，並且情勢多樣，既有多卷多冊的，也有多卷一冊的，還有不分卷一冊的，種類非常豐富。僅就紙質載體形態的譜來說，至多存在以下幾年夜項：
第一，就譜共享空間牒的性質內容看舞蹈教室。徽州譜牒所要記述的宗族群舞蹈場地體是有著血緣關系的宗族群體，縱向上要記述宗族延續的源流、世系，橫向上要記述宗族發展的分支、分撥，但分歧的譜所記述的重點是紛歧樣的，由之也就決定了譜的性質與種類：
1.統宗譜。即某一區域的某宗族從某一祖先之后繁衍發展的各支各派之總譜，它也被寫成統譜、通譜、會宗譜、世譜等。是譜要尊祖歸宗，打破地區的界線，將統一宗族的各支各派收為一體，統編成一部譜，所謂“會千萬人交流于一家，統千百世于一人”。正如明嘉靖《新安瑯琊王氏統宗世譜》的“凡例”所說：“茲譜登載總若干萬人，皆本于尚書府君一人之身。”“府君年夜獻公九子二十三孫之裔，散處于徽饒宣池九江等處。”需求指出的是，由于徽州的宗族特別重視血緣，故其統譜也就是同宗交流之譜而非同姓之譜。在徽州，統一姓氏而沒有統一血緣關系的所謂聯合譜是不存在的，由之分歧于福建的譜牒。據陳支平在《福建族譜》一書中介紹，福建的譜牒有許多是“統一姓氏的聯合譜，收進這種統譜的同姓人，其先祖并紛歧建都有直系的血緣關系”。
2.支譜。即宗族的某一支、某一派、某一堂之譜，更多的是被寫成宗譜、族譜舞蹈教室等。如祁門營前清道光元年修《錦營鄭氏宗譜》、歙縣瞻淇光緒九年謄立汪氏敬義堂《本支世系》等。徽州家譜中存世最多的就是此類譜。
3.家譜。即一家一房之譜，也會議室出租被寫成祖宗譜、家乘、家紀、譜略、宗派、世系等。如歙縣昌溪清咸豐元年吳仁抄立吳氏《太湖祖宗譜》、婺源嚴田清光緒晚期抄立《嚴田李氏家紀》、歙縣七賢清光緒年間抄立《瑯琊王氏譜略》、歙縣南鄉清中后期抄立《潘氏世系》。此譜以手寫本為多。
4.祭奠簿。即為祭奠祖先而寫立的譜系及祭奠方法等，又稱清明簿、祖宗簿等，許多在封面題“慎終追遠”四字。如黟縣北鄉平易近國年間抄立戴氏《祭奠簿》、歙縣南鄉平易近國年間抄立章氏文德堂《清明簿》、歙縣南鄉清光緒二十九年抄立方氏二樂堂二房《追遠簿》等。此譜普通皆為手寫本。
第二，就譜牒的版本情勢看。關于1對1教學徽州譜牒的版本情勢，過往普通是共享空間分為“刻本譜”和“手手本譜教學”，其實依筆者所見，更真實和公道的分類應該是：
1.印制本譜。包含雕版印刷本譜和活字印刷本譜。前者有如祁門營前清道光元年修《錦營鄭氏宗譜》木刻印本等；后者有如婺源西鄉平易近國十七年重輯《燉煌隱溪洪氏宗譜》木活字印本等。平易近國以后還有較少的鉛活字版譜，如績溪1935年惇庸堂鉛印《遵義胡氏宗譜》。應該說明的是，由于徽州宗族很是重視血統，極力反對冒族、冒籍，是以對譜牒的印制數量都有嚴格把持，每部譜都會注有領譜字號，不僅印制的數量很少，并且還會在譜牒印制好后當眾毀版。故在徽州家譜中，銅版本譜和石印本譜非常鮮見。
2.手寫本譜。包含寫本譜，即手寫而傳世的譜，它相對完全，如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修立《詹氏統宗世譜》、黟縣潭口清康熙后期寫立《鐘山胡氏支派》等；手本譜，即抄錄母譜上有關本身本宗、本支、本房內容的譜，如徽州清中后期魚川程幹文抄立《程氏世系》、歙縣南鄉平易近國初期抄立《歙南中村洪氏家乘》；抄接本譜，即不僅抄錄了母譜上有關本身本宗、本支、本房的世系等內容且予以接頁的譜，過往也稱“草譜”，如婺源閬山清光緒癸卯年汪仁壇記《汪氏宗派》、徽州平易近國年間汪兆賢抄錄義和堂《汪氏宗譜》等。此類譜除寫本譜的數量能夠超過一部外（普通也不會多于三至五部），其他皆具有獨一性，版本上為秘本。
3.底稿譜。即為刊印而構成的藍本譜，如休寧北鄉明崇禎三年編修《休寧吳氏族譜》底稿、績溪荊州石園清光緒十六年重建光裕堂《孫氏世系宗譜》底稿、平易近國甲子年《黟北吳氏族譜》底冊等。此類譜皆為手寫的秘本，但根據刊印與否又要分為“已刊底稿”和“未刊底稿聚會場地”。
4.印制接寫本譜。即印制本留有空缺版式與格局而抄錄、接寫的譜，它在情勢結構上普通是分為前后兩年夜部門，第一部門為印制，內容普通為統宗譜或宗譜的譜序、宗族源流等，后一部門按照版式與格局的手寫，內容普通為屬于本支、本房的世系內容及接頁等。如歙縣南鄉清道光二十年修寶倫堂《新安張氏宗譜》分高低兩冊，上冊是印制本，下冊是印制格局手寫本；歙縣西山清光緒二十七年云峰居士書《西山洪氏家乘》全一冊，前半部門為印制內容，后半部門為印制格局手寫內容。推測此類譜最後的產生，當為宗族在修譜時，為滿足族內更多人的需求而統一制作了印制本個人空間合格式，然后分發給所需求的族人，讓他們各自抄錄與接頁。
第三，就譜牒的籍地情況看。譜籍的概念從人的籍貫概念而來且與之內在關聯。籍貫別名祖居地，是指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長久棲身地或誕生地。由于遷徙的問題，籍貫地又分現籍地即現在的籍貫，和客籍地即遷徙之前本來的籍貫。我們凡是所稱的“籍貫”普通也就是指現在的籍貫，但“現住地”的概念不是“現籍地”的概念，區別的重要標準在于在現住地生涯的代系有沒有超過四代以上。譜籍的概念與之相類。所謂譜籍地即譜牒所記述宗族的世居發祥地，其“世居”的概念私密空間是指四代以上的棲身，其“發祥”的概念是指各支派的來源。譜的編制總是以某一個鼻祖為中間節點，簡述其前生即宗族的源流而厚記其后世即宗族的繁衍，譜的編制主體也必是這一鼻祖四代之后的裔孫，是以鼻祖的長久棲身地或誕生地就是該宗族的籍地，它自動就成了該宗族所編制譜的譜籍地。譜籍地的宗族具有某種瑜伽場地主體的位置，離開了譜籍地的群體總被稱為“外遷”的群體。由于宗族的遷徙而導致譜的重編和再編，譜籍地又要分為現籍地即現在的譜籍地，和客籍地即講座場地宗族遷徙之前本來老譜的籍地，但凡是意義上的“譜籍”概念也就是指現籍地的概念。
徽州的譜牒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徽州譜牒是指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廣義的徽州譜牒還應包含與徽州的宗族和在徽州棲身人群有親密關系的譜牒。從譜及譜所記述的人的籍地情況看，徽州的譜牒至多包含有以下幾類：
1.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即正宗的徽州譜，其譜籍地為徽州，且譜所記述的人的籍地也為徽州，今朝存世的徽州譜年夜多為此類，如歙縣南鄉清道光二十年修寶倫堂《新安張氏宗譜》、婺源平易近國四年修《桂巖戴氏宗譜》等。
2.自徽州遷居某外埠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譜及譜所記述的人的現籍地在某外埠，但由于它們的客籍地皆為徽州，且現籍地的宗族對此認同，故可為徽州的譜。此譜有如婺源遷廬州潛川清光緒三年三修三槐堂《王氏宗譜》、休寧芳充遷懷寧欽化平易近國十年修世德堂《吳氏支譜》等。
3.外埠宗族和人編制的現居徽州人的譜。此譜的籍地雖為外埠，但出自地是在徽州，譜所記述的人有支派和群體遷居、生涯在徽州，且歷時較長，已經融進徽州的宗族社會體系之中，是以亦可為徽州人的譜。此譜有如（出自徽州）淳安清道光二十三年續修追遠堂《龍屏方氏宗譜》、（出自歙縣）嚴州遂安西源清光緒早期修《西源詹氏宗譜》等。
第四，就譜牒的出自地情況看。譜牒關照的是人，這就是譜主。廣義的譜主是指該譜所記述的宗族群體，狹義的譜主則是指該譜所記述的宗族群體中擁有該譜的主人。譜的出自地概念是一個很主要的概念，它與譜籍地概念分歧。譜的出自地是指譜的現實存在之地，它關注的是譜主的現居地；而譜籍地則要觸及譜之編制及譜主的世居地問題，更多關注的是譜主先世的棲身地。由于宗族的遷徙與分撥，譜籍地與譜主現住地普通很難統一與分歧，統一譜籍地的譜，能夠會出現在分歧處所，而出自于某地的譜其譜籍地能夠在該地，也能夠不在該地，存在著不確定性。但譜的出自地概念就紛歧樣，其最年夜的魅力在于：年夜凡某地出現了譜，則該地就必定有其譜共享會議室所記述的宗族某人群的瑜伽教室存在，而無論是原籍還是原籍。實際上，譜籍地的個人空間概念作為譜主先世講座場地世居地的概念，盡管它在空間上有所指，但所指的區域不是要關照到宗族的遷徙與分布，而是關注著宗族的“源”與“始”，是以對譜主來說更趨于是一個表征性的和文明學意義上的概念。譜的出自地概念則很精確與務實，它體現的是宗族存在與分布的現實狀態。對“圈外人”的研討者來說，譜的出自地問題甚至比譜籍地的問題更為主要。某譜的譜籍地了解了但出自地還是難以判斷；而假如已知共享空間了某譜的出自地，則總會探討和研討出該譜的譜籍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年夜的優越性。今朝已發現的徽州譜牒，從譜籍地與出自地的關系看，至多存在三年夜類，即譜籍地和出自地皆為徽州的譜、譜籍地為徽州但出自地為外埠的譜、譜籍地為外埠但出自地為徽州的譜。對此的舉例可以良多，不再贅言。
古徽州是譜牒產生與保存的年夜戶地區，譜牒存世量年夜，單位密度為全國最高；種類豐富，近乎涵蓋了重視血緣關系的傳統宗族社會所應能產生的平易小樹屋近間譜牒的所有的種類，是以它們皆是寶貴的文獻資料和珍瑜伽教室貴的文明遺產，不僅在徽學研討上意義嚴重，在歷史學、人類學、文明學、社會學、風俗學、檔案學等多學科領域都有極其主要的價值，是國學研討的主要資料，理應獲得充足認識和高度重視。
責任編輯：姚遠
發佈留言